德里达
德里达是作为一名译者步入学术圈的，他的第一部作品是译作，翻译的是胡塞尔的《几何学的起源》。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，德里达始终把翻译当作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来思考，他的一些重要概念都与翻译问题高度相关。某些研究者注意到了语内翻译（同一种语言内的重新措词）对于理解“解构”的价值，但并未注意到，或至少未充分注意到，语际翻译对于理解该“概念”的重要作用。德里达提醒我们：“……如果要我给‘解构’下个定义的话，我可能会说‘一种语言以上’。哪里有‘一种语言以上’的体验，哪里就存在着解构。世界上存在着一种以上的语言，而一种语言内部也存在着一种以上的语言。这种语言的多样性正是解构所专注与关切的东西。”（注：德里达：《书写与差异·访谈代序》，张宁译，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23页。）与语内翻译相比，德里达认为，语际翻译更好地演示了解构的运作，更有力地批判了形而上学。
一、巴别与债务
《圣经·创世纪》有个著名的故事：闪族人来到示拿平原，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通天塔，并且给自己起个名字（to make for ourselves a name），以便把闪的后裔召集在一起。耶和华担心，如果塔能够建成，那么，“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”。于是，他圣驾亲临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，把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，他们就停工，不造那城了。上帝把那城称作“巴别（Babel）”。
专有名词通常被认为充分体现了语言的命名性质——字和符号同所指的事物一一对应，而德里达认为，专名“巴别”恰恰解构了这个假设。“上帝，作为命名者，处在语言的起点上，但是，通过强加他的名，上帝进入了语言中。在语言之中，他立刻远离了自己，这显示了语言‘混乱’的不可避免性。如是理解，这段圣经故事并非要说虚构的普遍语言的堕落，而在于演示语言没有纯粹的起源，没有指向自身以外的超验所指。”（注：Kathleen Davis,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,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,2004,p.12.）
上帝变乱闪人的语言，不仅是因为它们要造一座通天塔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要为自己命名——而这本来是上帝的专利。上帝把自己的名给了这座城，悖论的是，它一旦进入闪人的语言，即从专有名词（城市之名和上帝之名）“堕落”为普通名词（混乱）。巴别一开始便有的双重含义表明：语言的源头并不是一个点，而是差异。作为解构主义者的上帝，在解构了那座塔和统一语言的同时，也解构了自己。“巴别”不仅代表了语言的多样性，也暗示了某种建构或完整的不可能性，同时说明了翻译的必要性和困难性。“‘巴别塔’不纯粹是形容语言之不可简约之多样性的；它展示一种不完整性，对建筑体系、建筑说明、系统和建筑学等加以完成、总体化、渗透、完善的不可能性。众多习语所实际限制的不仅是‘真正的’翻译，一种透明的、充分的相互表达，还有一种结构秩序，一种连贯的建构。那么（让我们翻译吧），就存有一种形式化的内在极限，结构的一种不完整性。”（注：德里达，“巴别塔”，陈永国译，见郭军、曹雷雨编：《论瓦尔特·本杰明：现代性、寓言和语言的种子》，吉林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43页。）
上帝是矛盾的，他一方面禁止翻译，而另一方面鼓励翻译。禁止翻译是为了阻止人类的联合，而如果不翻译，上帝的律法便不能为人类所知晓。
翻译开始，债务产生了。
首先是原文负债于翻译者，上帝负债于翻译者，因为他们都要求翻译（译者并不对作者负有债务，因为，作者即便活着，但由于其文本具有一个生存结构，他也等于死了）。“原作要求翻译，哪怕没有翻译者，哪怕没有人适于执行这个命令，但原作的结构中同时存在着要求和欲望。这个结构就是生命与生存的关系。”（注：德里达，“巴别塔”，陈永国译，见郭军、曹雷雨编：《论瓦尔特·本杰明：现代性、寓言和语言的种子》，吉林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59页，第61页。）无论是对于德里达还是本杰明，“原文”不过是它自身生存的一个阶段，就被翻译的可能性来讲，它是未完成的，即使有了译文，原文仍然是敞开的。原文召唤翻译，希望在译文中延长自身的生命以及重新获得生命。“没有比翻译更严肃的东西了。我倒希望表明这样一个事实，即每一个翻译者都有资格谈论翻译，他所处的不是第二或次要的位置。如果原文的结构要求翻译，那就已经定下了这样一条法则，即原文一开始就负债于翻译者。原文是第一个负债者，第一个请求签名者；它从一开始就缺乏什么，就请求翻译。”（注：德里达，“巴别塔”，陈永国译，见郭军、曹雷雨编：《论瓦尔特·本杰明：现代性、寓言和语言的种子》，吉林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59页，第61页。）
其次，是翻译者负债于原文，负债于上帝，因为翻译者许下了“忠实”的诺言，就像夏洛克发誓要忠实于契约，从安东尼奥身上取一磅肉一样。夏洛克一开始相信，存在“一磅肉”和“钱”的对应，存在商品和一般等价物的转换，翻译（肉和钱的交换）是可能的。况且，法律要求忠实于契约，要求实现这种翻译和转换。但是，夏洛克失败了，他败得是那样惨：失掉了财产，失掉了宗教，甚至失掉了生命。他失败的原因仅仅在于“忠实”——他不能保证从安东尼奥身上割肉的时候，不留一滴血。所以，忠实是一个陷阱，翻译包含了一个无法偿还的债务。
犹太人夏洛克要求的是“公正”（公道/justice），基督徒一方（鲍西亚，公爵、安东尼奥等）坚持的是“仁慈”（慈悲/mercy）。鲍西亚试图向夏洛克说明，仁慈是一种高于公正的美德：“慈悲不是出于勉强，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；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，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；它有超乎一切的无上威力，比皇冠更足以显出一个帝王的高贵：御杖不过象征着俗世的威权，使人民对于君上的尊严凛然生畏；慈悲的力量却高出于权力之上，它深藏在帝王的内心，是一种属于上帝的德性，执法的人倘能把慈悲调剂着公道（when mercy seasons justice），人间的权力就和上帝的神力没有差别。”（注：莎士比亚：《威尼斯商人》第四幕第一场，朱生豪译。） 德里达相信，这里的“公正”可转喻为“忠实”与“可译”，“仁慈”可转喻为“不忠实”与“不可译”，以仁慈调剂公正，实际上是以“不忠实”调剂“忠实”，以“不可译”调剂“可译”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完成翻译和转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