翻译家王智量
这位孤独的老翻译家一生痴迷翻译，可出版业的“盘剥”，让他感觉“人格上很受伤”。他更生气的是自己的作品没有受到认真对待。他的座右铭是“我的诗，甘愿让一个读者读一千遍，而不愿让一千个读者只读一遍”——
终于有出版社要为84岁的翻译家王智量出全集，他却发现，自己的好多手稿都找不到了。“找不到就找不到了吧。”他说。
只有站在他那间几无容身之地的书房中，才明白为什么会找不到。层层叠叠的衣服、旧家电和杂物堵住了书柜，连打开柜门都困难，无数经典之作的译稿就堆积在书柜深处，有的写在糊墙的报纸上，有的写在烟盒上，还有的写在卫生纸上。不少由于用圆珠笔双面书写，字迹已经模糊，经年累月，连他自己都辨认不清了。
手稿找不到，但他却能全文背诵400多个十四行诗节的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。这部他最负盛名的翻译作品，一翻就是32年。上世纪80年代后期，在慕尼黑参加世界比较文学大会，王智量旁边坐着一位法国巴黎的大学教授。当女教授得知王就是《奥涅金》的中文译者，立刻站起来，开始用俄文大声背诵《奥涅金》。王智量被感染，站起来同她一起背诵，背到最后，两人激动万分，紧紧拥抱在一起。
“文学是无国界的，人类的感情是无国界的。诗把人类社会上一切东西都过滤掉了，只剩下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感情。”王智量说。
他译诗的方式也很独特。每次他都必须先一遍遍大声朗读、背诵，体会到诗歌的音韵美，“通过形式进入内容”。在他看来，好的翻译不仅要反映出内容，还有形式，即韵律、节奏，也就是严复所说“译事三难”——信、达、雅中的“雅”，是最难达到的。“要让中国人看到西方诗歌的节奏和韵律美，我们有责任把这些美的东西找回来。”
1958年，《奥涅金》刚翻译到第二章，他被划为“右派”，单位里长期贴着一张大字报：他躺在棺材内，棺盖上还压了一本《奥涅金》。
上世纪50年代末，他被下放到太行山麓，每天，一边双脚交替地踩着田垄，一边和着脚下的节奏，默念四音步的诗行。“在心里把它译成中文，跟着节奏，均匀、起伏地一句句流淌出来。”夜晚，再将白天想好的诗行写在手头能找到的纸片上，比如糊墙的报纸、卫生纸、烟盒。1960年，他戴着“右派”帽子来到上海，唯一的行李就是一袋书和一包碎纸片。
由于翻译入迷，他与警察打过多次交道。上世纪60年代回上海劳动，在黄浦江边，他边扛木头边背单词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引得警察跟踪；上世纪80年代，大年初一在火车上译诗，警察不知他在干什么勾当，一路监视到终点。
“不是好东西，我才不翻。”他对翻译作品的选择，全凭个人的喜好。“对好的作品，我是不得不译。《奥涅金》的抒情插笔，翻起来就舒服得不得了！”
最喜欢俄国作家屠格涅夫，但他不翻译其在中国最著名的《父与子》，觉得“政治意味太浓”，而只翻译自己最爱的《贵族之家》和《前夜》。“从小说的韵味上说，当然是这两篇更好。”他连着用了几个形容词和副词，“非常有劲”、“我喜欢得很”、“太美了”。
不少难度高的、别人不愿翻译的作品，他却欣然接受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乔伊斯的《都柏林人》中，《死者》一篇没人翻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找到王智量，他通宵达旦，一周就译完了。
“我喜欢诗，但我自己不会写，所以才喜欢翻译，用别人的灵感来抒发感情。翻译的时候，就觉得它在替我说话。”王智量说。
他热爱的是翻译本身。除了手稿，已出版的作品也往往无迹可寻，上世纪80年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奥涅金》，之后重印数次，至今，他手里竟一本都没留下。
他也不记得自己每本书都拿了多少稿费，稿费全部交给妻子掌管。“我最好养了，把我喂饱就行了。”在这间有着近40年历史的狭小公寓里，最宝贵的财产就是书和画。他却对来到家里的每个人都说，你想要什么都拿走，愿意要就要，不愿意要就丢掉。
当然，普希金的油画和屠格涅夫的雕像，他是不送人的。
在诗歌的世界之外，王智量是个单纯得过分的老头，说起谁都是“很好很好”。
他被骗过多次，比如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相信电视购物，花500元买过假iPad，还买过3个假手机。在校园的亭子里坐着，有人过来向他借10元，他毫不犹豫地借了50元。“他是我尊敬的长辈，但有的时候，实在是太傻了。”他的忘年交、《上海文学》编辑甫跃辉说。
和1984年出生的甫跃辉散步时，84岁的王智量竟抱怨：“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么复杂？”
对于现在的世界，有很多事情他都不能理解。年轻的时候，他在大庭广众下读诗到激动时，就扔下书本大声朗读，也不会有人投来奇怪的目光。“现在怎么没人这样了？”王智量摇摇头。
他更不懂当下的出版和投稿流程，译了无数的作品，写了无数的文章，却不知该如何投，还数次被出版社“欺负”。
翻译《屠格涅夫散文诗》，诗的稿费本应按行数计算，上世纪90年代，一个出版社编辑却只肯按字数给他千字20元的稿费，不到4万字的书，王智量总共才拿了600元稿费。合同到期续签时，他对那位编辑说，能不能每千字给我加1元，以示尊重，结果编辑立马毁约，另找了两个人“改写”了一下他的译稿，就重新出版了。提起这事，他有点伤心，“我不是想要钱，只是觉得人格上受了损伤。”
他翻译的狄更斯《我们共同的朋友》是目前唯一的中译本。今年的伦敦书展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送给英方的就是这个译本。但自上世纪90年代合同过期后，至今未续版权。
家里墙上挂着的屠格涅夫画像，旁边有其散文诗中的两句话：“你想要幸福吗？先得学会受苦。”用俄语饱含深情地念完这两句话后，王智量自嘲道，按那家出版社给我的稿费，译这一句话，我只能得两角钱！
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住院时，他得知医院护工的工资是一天120元，计算道，我一天能翻译20行就不错了，才70元，还没有护工阿姨的工资多呢。
他辛苦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诗集也无缘出版。《收获》杂志编辑叶开得知，帮他发微博呼吁，这才有出版社前来接洽。其实，有关诗集的出版，王智量也曾和一家出版社谈过，但对方觉得诗并不是帕氏的代表作。他很不高兴：“人人皆知《日瓦戈医生》，以为帕斯捷尔纳克是个小说家。其实他是个诗人！”
比起受出版社的“盘剥”来，他更生气的是，自己的作品没有受到认真对待。
他希望每一部作品都是完美的。“我的诗，甘愿让一个读者读一千遍，而不愿让一千个读者只读一遍。”法国诗人瓦列里的这句话，是他的座右铭。
因此，他手里拿着每一本书，都反复表达着对编辑的不满：“这本书脱印了这么多页，太荒唐了。”“这里面还有好几个错字。”送人的书，他用笔将错别字一个个改正过来。对于编辑擅自加的小标题，他特意在目录旁注明：“这些小标题我没有看过，都是编辑加的！”
几年前，在出版社做编辑的陈蕾收到一篇投稿，是一名南通的普通老读者推荐来的。一看内容，竟然是王智量的自传体小说，她大为惊讶，因为20年前在华东师大读书时，就久闻王智量老师的大名。王老师的学生中不乏富有的、身居高位之人，为什么不随便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学生投稿？
“麻烦别人，我心不安。”王智量说。
在旁人看来，王智量节俭得“可怕”，绝不浪费食物，在外面吃饭，一盘炸猪排就算剩下半块，也要坚持带走；一碗面没吃完，非要拿罐子装回去。“这能吃两天呢！粮食绝对不能浪费，这是救命的东西。人家笑话我，也不在乎。”王智量指指根据自身经历写的小说《饥饿的山村》，“记忆太深刻了，我只写出了我所看到的十分之六。”
84岁的王智量，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老。“一个人就怕自己觉得自己老了，没用了。”
50岁回到华东师大工作，他恨不能更充实一些，“想补上荒废的20多年光阴，如果没有落下，也许我能走得更远。”那时，他忙得都没空记下翻译的内容，就先读出来，用录音机录下，再让妻子帮他抄。
70多岁时，原本已移民澳洲的他决定回国，“我明明还能做事，为什么不回来做事？”
尽管他不愿承认，可岁月不饶人，每年他都要有四五个月在医院度过。医生告诫他三件事：少写、少翻译、少做事情。老头不干，说，不翻译我就画画。
“你们觉得不行了，我就自己走到太平间去。”他愤愤地说。
近三四年，他开始自学中国画，和华东师大另两位老教授一起被称为“雕虫三老”。今年，三老举办了一场书画展，在开幕式上，代表发言的王智量说，“为什么让我发言，因为我最年轻，是‘80后’，他们两个都是‘70后’！”
把桌上堆积如山的书挪开，他才能腾出一片空间来画画。他自创在一次性纸餐盘上画画，并自嘲自己的画没有任何技艺、基础、章法，只值一毛钱，就是餐盘的价钱。“终日涂抹趣味浓，总是几只小虾虫。下笔心在天地外，光阴纸上去无踪。”他一边画，一边摇头晃脑地念叨。
在画展现场，他喃喃地说，那么漂亮的地方，我的画放在那里，不称！
“我一直是个自由主义者。”这也是他喜欢屠格涅夫的原因。“他仇恨沙皇，在感情上同情革命者，但在生活上，他一直是他自己。从年轻的时候开始，这种精神对我的影响就特别大。”
他爱模仿徐悲鸿的画作，再自己题字发挥。几个柿子旁边题曰“事事甘甜”，而一幅仙鹤图上书：孤独。
“这就是我。”他指着仙鹤，一直滔滔不绝的老人眼神突然黯淡下来，“我很孤独。”